《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
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
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
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这种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礼记·经解》说：“《书》教也；广博易良。”《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可以看出，《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文化营养，《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尚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
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朱熹说：“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展示中华经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策略
《尚书》作为文献存在形式的价值在于传承性特征，文献的传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影响”体现了所有文献内在合法性要求，文献只有产生影响才能有再生的正能量。《尚书》政史资料汇编的文献性质具有得天独厚的再生能量。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政统道统学统皆一依中国，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日本和朝鲜半岛最多。古代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研究表明，域外《尚书》学汉籍千百年来构成所在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血脉异域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书》学汉籍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有效策略。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与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弘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书》学大道，必兴中华。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扬州大学教授 钱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