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胜利闭幕，新的发展蓝图已经灿然铺开。“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究竟如何？应当怎样稳步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奋斗目标与美好图景？社会各界热切期待智库发声解惑，建真言、谋良策。
为更好地研究阐释两会精神，前瞻“十三五”时期发展，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特别约请部分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或负责人撰写系列理论文章，并委托光明日报《智库》版独家刊发。本期特刊发蔡昉、张维为、王灵桂等作者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
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有底气
作者：蔡昉
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也不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悲观看法；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一次次喊着“狼来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预言者，这回以为终于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还有一些投机者，以为中国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跃跃欲试地要做空中国经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张维为
每年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已是中国的“政治季”，成了展现人民民主模式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西方一些媒体这么多年似乎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和民主继续作出种种误判。曾多次预测中国即将崩溃的美籍华人章家敦，最近又预测中国经济体系今年可能就会崩溃。《环球时报》记者问我：如何看待他的预测，我说，从过去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章家敦一预测“中国崩溃”，中国就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只要他预测“中国崩溃”，我就感到放心了。
仔细看一下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误判，大致是两个逻辑，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逻辑。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你只要不是新自由主义界定的市场经济，那么你就要走衰，陷入危机乃至崩溃。其实，西方自己的经济情况那么糟，怎么好意思来对中国的经济指手画脚，毕竟不是中国陷入了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而是西方陷入了这些危机，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的实际收入过去20来年几乎没有增长。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的评估：美国2014年的中位实际收入比1989年（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
这种情况与中国模式带来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和百姓财富大幅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有不足，但总体上看，它能够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结合起来，它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比较强，它的纠错能力也比较强，它已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以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即使每年经济总量只增加6.5%～7%，三年新创造的财富就接近一个法国的经济总量。
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习惯于把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而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把两者看作一种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中国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也要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各自发挥好各自的功能，互相促进，最终把整个中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当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补充是一个理想目标，在实际操作中，两者也时有矛盾，但朝这个方向走是主流，这正是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
中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为指导，统筹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扎实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大战略，并承诺做百件大事，如此恢宏壮丽的蓝图，令国人精神为之一振，令国际友人为之感叹。这种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西方模式怎么能比。
至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它只认可西方的政治模式，只要你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你就没有政权合法性，就要陷入危机乃至崩溃，实际上，今天应该是西方民主模式最需要反思自己的时候，因为西方经济没有搞好，社会危机不断，极端主义政治力量纷纷抬头。坦率地说，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今日之美国，怎么都难以把美国今天的政治制度与多数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联系起来。盖洛普这些年的民调显示，对美国国会有信心的美国公众徘徊在10%左右。这么低的支持率，怎么能代表人民呢？怎么能说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个好制度呢？更有甚者，花这么多钱的民主还算是民主吗？倒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得直白：“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现在和我辩论的有几个没有收过我的钱？我请希拉里参加我的婚礼她就来了，因为我捐钱给她的家族，她必须来！”
面对金钱政治对西方民主的渗透，牛津大学学者斯泰恩·林根警告说：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相比之下，中国人自己探索的人民民主之道和协商民主之路，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条道路确实越走越宽广。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出去，请进来”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中国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经过上上下下无数次的调研、咨询、协商，才得以形成。正是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带来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很难有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
当然，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不少困难，从资源环境到人口结构，从实体经济到对外贸易，从腐败治理到地缘政治，我们都面临着挑战，但过去60多年，中国遇到的沟沟坎坎还少吗？我们不是都跨过来了吗？很多人当时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灾难过不去，“文革”的悲剧过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等等。但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而且中国的道路确实越走越宽广。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超大型国家，过去数十年中国迅速崛起的经验证明，中国已经找到了使自己重返世界之巅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全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
作者：王灵桂 钟飞腾
“十三五”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将更为突出，中国影响世界的动能将更为强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更为紧密。中国外交将举全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新秩序。“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贯穿中国外交的一根主线。中国相继与东盟、周边、非洲、拉美等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将“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展至世界。“命运共同体”突出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文明发展的尊崇。中国认为人和人之外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立、零和与突变的关系，而是协调、相互拥有与连续的关系。十三亿中国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给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世界发展打开更大的空间，为世界和平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十三五”时期的中国外交将继续推动中国梦的落实，并积极保持与亚太梦、世界梦的联动。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全球发展能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集团对抗，是新时期面向全球的新型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增强沿线国家的发展能力为宗旨，包含着中国对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联动的主张，即如果没有周边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也不可持续。“先富”的中国应该带动周边地区“后富”的国家，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沿线国家将拥有新的合作平台和更广泛的共识，特别是像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这样的新投融资平台，为积极实施对接战略的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动力和合作机会。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带去信心，通过地区合作，减少外部摩擦，扩大发展的外部机遇。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目前，世界经济面临艰难复苏，其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多数人同意，美国缔造并维持的一套国际经济制度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反映新的世界经济现实，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需求。为此，改革并完善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是世界经济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举。
中国不仅将继续推动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将完成一系列双边和跨地区的超大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谈判。中国还将提升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重，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作出重要贡献。鉴于“十三五”期间中国推动经济增长有赖于服务业和“互联网+”的新经济，中国将在有关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作出新的努力。此外，中国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对正在形成中的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也将发挥显著影响，提升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目前，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国际体系仍有决定性影响，而缠绕在西方战略决策者心中的国际政治魔障之一是“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终有一刻会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但显然不认可也不会接受这种“宿命论”，而是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内社会，而不是对外扩张。至“十三五”末，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超过1万美元，离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其人均收入均属世界领先。一定程度上，国民收入在短期内的迅速接近，加上执政者疏于管控国内局势，导致急速对外扩张，引发大国间冲突，严重恶化国际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会遭遇这一困境，中国仍然是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传播五大发展理念，重塑中国发展形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新认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式。
于世界而言，遵循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将呈现出新的形象。中国将成为全世界重要的创新性大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幅度增强。通过协调发展，中国的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不平衡问题将得到显著改善。绿色发展将提高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贡献。开放发展则意味着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机会，包括更开放的市场、更优化的资源和更完善的规则等。在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的发展将让各国和地区更多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
坚持正确义利观，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舞台上，强调道义和正义是大国气象的体现。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一贯注重义利并举、义利兼顾和义利兼得。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中国正在不断扩大朋友圈。
在去年12月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不仅坚守二氧化碳减排的诺言，而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援助，是建设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有力体现。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国也将承担必要的安全义务，更加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越来越认识到，如果要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新型大国，中国也必须“免费让一部分国家搭车”。
拓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丰富外交内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传统外交已经让位于更富内涵的新型外交。地方政府，企业、协会、大学和智库等民间团体，乃至于普通公民都有参与外交的机会和能力，这种新型外交为改善国家关系、巩固传统友谊和提升中国影响力作出贡献。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在世界经济低迷、转型加速的态势下，各国政府面临更为紧迫的民意压力，做好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有助于丰富中国外交内涵，也将促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维护中国海外权益。今后五年，中国将实现进口10万亿美元、境外游5亿人次、对外投资1万亿美元的目标。这样大规模的“进出”，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确保这种超级规模的“进出”安全，将是中国外交的重大任务。
“十三五”时期，中国可通过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则，切实提升海外权益保护。在涉及中国利益集中的地区，响应当事国的需求，可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的相关建设。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要增强对各类地区和国别风险的识别能力，与他国分享有关安全领域的信息。
按照“十三五”时期的目标，至2020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即分别达到82万亿元人民币和4.2万元人民币。按照IMF公布的数据，以市场汇率计算，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将净增加5.7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201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将上升至17.8%。纵观历史，在五年内实现这样一种增量前所未有，将给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影响。“十三五”时期中国外交的任务，除了维护一个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外部环境之外，还要积极应对中国自身进一步发展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的新年贺词中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十三五”时期，中国外交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中心，构建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全力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推进全球共同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