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交叉学科，国际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呈现路径多元、方法各异的特点。2015年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均有所推进，也符合了传统的研究特性，即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层面，传统的定性案例分析成为主流，安全研究成为核心的应用领域。总体来看，在理论研究、身份政治、中国经验等方面，2015年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丰硕，特色鲜明。
理论研究仍是基础
政治心理学路径，一般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的创新工作。就此而论，2015年有部分研究在理论进展和评述、冲突理论、国际关系文化理论等方面有所贡献，值得关注。
其一，冲突理论的心理学再解释。心理学早已成为冲突研究的传统和主流路径，但发掘何种新的心理因素，在既有理论基础上如何推陈出新，是冲突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唐世平和熊易寒在《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中，对既有的族群冲突理论进行了批评，指出传统的贪婪、怨恨等心理解释是不够的（卢凌宇分析了“怨恨”与“机会”对于国内冲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一个分析石油资源对族群冲突影响的广义理论，重点解释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认为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是决定石油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方长平等人在《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中批评了非对称错误知觉理论，通过引入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区分，提出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从而导致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
其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路径。传统上，政治心理学较少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对话，但中国的心理文化学路径学者一直致力于国际关系文化心理理论的建设。尚会鹏在《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中对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展开分析，认为这一体系与印度的“基本人际状态”阶序人具有内在联系，以印度宗教中的“法”为合法性基础，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这种对于非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文化分析，是对于西方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的创新，同时也是有别于中国的“天下体系”理论。
其三，对于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推介。张清敏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最新出版的《小集团思维》所做的书评《探索决策研究的新思路——评〈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系统梳理了这部国际政治心理学经典著作的学术思想，并对“小集团思维”决策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和政策启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尹继武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基本评估》中，从五个方面梳理了自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的研究进展，即理性的重构、恐怖主义心理学、威慑心理学、情感与国际关系和文化与国际关系。
综上，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关创新性成果大大推进了传统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理论的进展，与此同时，对于西方研究前沿和进展的综述以及学科建设仍在进行之中。比如，基于情感政治研究的前沿地位，柳思思提出了国际关系中“情感引导”的分析框架，进而讨论了“形象塑造战略”和“情感引导战略”及其差异产生的原因。
身份心理学成为焦点
身份与认同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议题。这一点，在2015年的研究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关于身份政治与心理学的讨论，成为过去一年相关研究的核心聚焦之处，也涌现了诸多成果，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路径，讨论身份的国际政治意义。
其一，身份的进化和退化问题。传统上，身份政治研究一直聚焦于身份的进化及其国际政治结果，尤其是身份进化的动力及其机制是重要议题。贺刚在《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中，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案例研究，讨论了国家历史形成、政治精英的叙述操控以及历史教育是三种影响国家身份进化动力的自传体叙述机制。刘乐在《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中提出了反向的研究议题，即分析行为体对特定身份从习得到抛弃的过程。他区分了权力型和观念型身份类型，它们对应权力与观念在关系式微基础上的不同退化路径。
其二，身份的类型及其政策与国际关系后果。这是讨论不同身份类型及其变化对于对外政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比如聂文娟的《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试图超越朋友和敌人的二分法，提出东盟对中国的身份定位是“邻居大国”；贺刚在《目标寻求、身份稳定与行为体的本体性安全》中提出目标寻求对于身份稳定和本体性安全的作用；赵炜在《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中，认为俄罗斯在西方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尊重，这种边缘化身份使得俄罗斯对西方采取了抵触、敌意和愤怒的政策。曾向红讨论了国家的身份受到蔑视，即未受到尊重时所产生的政治与战略后果，这跟社会身份理论中的身份威胁理论逻辑类似。
身份政治成为一个重要的焦点，其研究还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大部分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而相应结合了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第二，案例部分大多集中于非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比如刘永涛从身份政治角度解释美国空袭叙利亚。少数例外包括吴兵从身份政治理论讨论中国国际责任观的历史演进。第三，身份政治讨论对于群体心理学中社会身份认同理论的运用较为少见，而这恰恰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社会身份讨论最为重要的内容。
中国经验潜力无限
政治心理学如何解释中国对外关系，这是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张清敏多年来进行了系列政治心理学与中国外交研究，比如对中国领导人的认知风格、人格特征等分析。2015年，中国学界在政治心理学与中国经验结合方面的特点如下。
其一，决策研究较少，而战略互动等领域成为主流。基于中国对外决策素材以及领导人心理分析的敏感性，中国外交决策分析中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成果较少。尹继武讨论了诚意信号发射问题，并试图提供战略不匹配的解释机制，分析为何中国的诚意信号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进而，尹继武借鉴身份表演和政治仪式等理论，分析中国外交进步和转型过程中，中国身份表现的基本渠道、目标及其内在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由于冷战后战略环境的改变，传统的战略心理研究受到挑战，比如任琳等人在《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中分析网络空间中传统威慑的失效，进而讨论了大国心理状态与合作的形成条件。
其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结合。由于近几年中国外交的重大变化，比如“一带一路”成为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战略，所以相关研究聚焦于域外国家如何认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林民旺的《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系统整理了印度学术界和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基本认知，特别是剖析了印度认知的分歧和多元，进而提出了中国应有的政策思考。受此启发，有不少分析其他相关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如马建英在《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中总结了美国总体上的战略疑虑态度，并分析了美国政府的选择性回应方式。
总体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政治心理学分析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特点为：决策分析仍不是重点，在战略互动和外交转型方面研究较多；相关的“认知内容”分析较多，但对于认知的起源及其分析不多见；相关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情感分析等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进步及其方向
政治心理学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较新路径，相关研究力量比较分散，而政治心理学本身也是交叉学科，理论和路径差异较大。一般而言，运用政治心理学或心理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是重要的，如曾向红等人运用多元启发理论分析萨科齐的利比亚空袭决策，但政治心理学研究更为看重理论创新。综合评析过去一年的研究，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成果进一步深入，关于微观的中国经验等案例研究也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其一，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分野仍存在，但未来可以在二者当中走更为综合的道路。基于理论生产和创新的文化差异分析，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普世理论和地方理论可以同时存在，但基于文化程度而非本质差异的性质判断，未来理论可能需要汲取中西的理论营养，曹德军在对关系型信任和关系性契约的理论讨论中体现了这种努力。
其二，对于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贡献值需更为深入地挖掘。中国经验并不必然产生中国理论，但由于文化心理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所以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需要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路径仍大有可为，但不可走向文化决定论。
其三，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和进步是未来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传统上的国际政治心理学更多是基于政治科学的定性案例研究，结合外交历史案例分析，这仍是当前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当然，对于民意和舆论等议题，相关定量方法已经较为成熟并得到运用。当前西方实验政治心理学对于实验方法、定量内容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对于中国国内研究方法论上有很大借鉴价值。这也说明，未来如何融合国际关系学者和心理学学者之间的合作，是推进国际政治心理学走向科学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