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当代中国现实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相。如何拨云见日，厘清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并进而推进未来中国的发展，就成为我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2015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围绕“哲学话语权：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这一主题，举办了“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高层论坛。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近50名专家参加了论坛。各位专家发言以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目标意识为导向，从多个角度高屋建瓴地回应了论坛主题，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主持论坛。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哲学需要以其自身的创新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研读经典文本与揭示现实逻辑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的，马克思是把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思想。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经典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应充分肯定。然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这一“下篇”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于是，我们说的多是“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话”“西方的话”（当然也是需要的），却不会说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以至于在“下篇”方面丧失一定的话语权，甚至不在场和失语。中央党校哲学学科的发展，内在要求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以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体系，拥有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权。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是从结构转型开始的。其内在逻辑是：“结构转型”是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结构转型就是要进行“领域分离”；领域分离又伴随着“力量转移”，今天，我国的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增大就是这种力量转移的真实写照。力量转移必然导致“利益博弈”进而导致“思想多元”，进而引起当今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而实现整体“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开的。这种整体转型升级首先要解决因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且法治没有完全跟进而在今天出现的“思想分化”问题，目的是为了达到“整合共识”。要解决思想分化以达到整合共识，要积极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现代治理”是关键。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现代治理的总体方略，其目是为了“建构秩序”。而现代治理、建构秩序的根本目标则指向“民族复兴”。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逻辑与破解中国问题并推进哲学发展，我们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也要直面“现实逻辑”并破解“中国问题”，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建构具有科学精神和团结合作精神以及共同价值追求的学术共同体，以形成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央党校风格。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应该通过改革精神生产的体制机制来提升阐释中国实践和现实逻辑的中国话语权。当前哲学发展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脱节，致使中国虽然有好故事但没有哲学好话语，没有很好的能对外阐释历史和现实的哲学话语，其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话语系统存在一定问题。中西马都是话语资源，然而三家各立门户，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场，研究西方哲学的有些学者把自由主义当做旗帜，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是可以代表中国的旗帜，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其内部也存在着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视作意识形态，缺少科学的、学理的、理性的支撑。中国现实发展很快，哲学理论的提升和积淀却落后于现实逻辑的发展，哲学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度不够，没有形成深层的、完整系统的哲学解释，使得哲学思考多流于浮躁和碎片，直接导致了哲学对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是非不辨、认识混乱、无法达成共识。对此，亟需完善理论研究的体制机制问题，从制度上为基础性理论研究、前沿性理论研究创造条件，使得理论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价值问题是全民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都在谈论价值。然而，哲学界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主观引用西方某一家、某一派的价值理论，缺少对价值问题的学理性、宏观性、系统性的哲学研究。应当改革理论研究体制，树立面向现实逻辑的、善于揭示分析问题的研究导向，不论是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中国问题上都应当发表自己的正确观点，在实践中选择可取的东西，以此实现中西马的融合，而不是自说自话。要让思想理论研究真正活跃起来，使思想理论的探讨、建设性的思考能够上升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哲学才能与中国的实际发展问题更好的结合起来。
中央党校哲学部原副主任侯才教授：当代中国的现实发展主要受到四种逻辑的规定和制约，这四种逻辑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其一，世界历史逻辑；其二，现代化逻辑；其三，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其四，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四种逻辑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世界历史逻辑是一般，现代化逻辑是特殊，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和当代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是个别。（一）关于世界历史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创了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使个人和民族的存在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性。世界历史的逻辑就是个人和民族由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二）关于现代化逻辑。所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商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从思想理论来说，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这种社会转型的根源在于：人类凭借机器大工业特别是理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力量而开始在总体上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体”。为此所决定，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前提、底蕴和基本原则，而主体性的逻辑实质上就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近代以降，主体性原则愈益被绝对化，导致“主体主义”（马克思）的统治，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则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危机。（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所谓封建制，这种封建制以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制为主要特征而与西方的封建制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对农民阶级状况的分析，由于该阶级在经济等诸方面的分散性，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因此，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四）关于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看作社会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和质的规定。据此，现存的生产关系逻辑特别是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逻辑从内部、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赖以实现的基本形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逻辑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来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将对现代化逻辑的把握作为主要切入点。因为现代化逻辑既是现阶段世界历史逻辑的具体体现，又是当代中国现实逻辑的一般规定。现代化逻辑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主体性逻辑，因此现代性的危机在本质上可以被归结为主体性危机，而主体性危机的根源是人这一主体自身的需要和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是人未能真正成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体的结果。近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与此相适应，人类的需要也空前增长，以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甚至需要与欲望的界限也被消融，欲望乃至贪欲直接成为名副其实的需要。而技术也与欲望愈益紧密结合，趋于一体化。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及其导致的人自身的改变，我们有理由认定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由于人的需要的质变和欲望的无节制地膨胀，人愈渐沦落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的客体，而没有成为其主体。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性危机归根到底是主体自身变异和异化的结果，是主体性自身遭致的危机。因此，拯救现代性危机、引领现代化顺利发展的关键是重塑和构建一种合理的主体性。也正是在这里，现代性危机及其拯救给哲学提出了根本性的任务和课题。如同现代性处在危机的境况中一样，近代以来哲学所处的境况也毫无二致。这是因为后者归根到底为前者所规定，不过是前者的理论映现和逻辑表达。因此，现代性危机不能不通过哲学形式表现出来，不能不表现为哲学危机。这种哲学危机主要表现在：主体性原则被绝对化、极端化，对作为世界之根本、本原或最高统一者的“存在”的追寻遭到实质性的废弃，与宗教母体疏离并愈益沦为科学和技术的附庸，被资本逻辑所浸染和支配，以及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遮蔽，成为物欲主义、功利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从而丧失了本应具有的信仰、批判和超越之维，特别是丧失了将人与世界、与“存在”紧密结合、合而为一的能力。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主体性原则及其主客二分模式的有限性愈益显露，以至被认为其作用已经过时甚至完全终结了。可以确定的是，当代哲学的发展无疑正在向“存在”之本体复归。然而，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承认主体性原则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底蕴，那么，只要现代化过程尚未完结，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作用也就不会终结。需要终结而且必然会终结的只能是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而不会是主体性原则本身。尽管主体性的确立必然会伴随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但是，走向人与自然的重新和谐和统一，彻底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依然只能藉助和通过而不能超越或规避主体性本身这一必然环节。因此，或许可以说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扬弃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塑造和构建一种能够统摄和驾驭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性，使人成为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这是当代哲学的使命和应然趋向，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的天职。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教授：随着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却存在减弱的趋向。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减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的社会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话语表达的滞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其对现实的革命的批判力量，因此，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首先必须重建理论自信心，重塑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锐利武器的现实批判力。可以从四个方面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首先，要正视和回答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信息技术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思考并且回答实践当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次，必须立足于理论创新，在先进性上下功夫，着力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世界意义和普遍性的品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但是，既然是面向未来进步的事业，就应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应该有普遍的参照价值。我们必须把理论上升到普遍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的理论才具有理想性，具有理想性的理论才具有社会规范力量和现实批判力量，才能引导历史前进的步伐。第三，要把批判性思维和现实批判重新纳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我们必须重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必须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对民族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分析批判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最珍贵的方法论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即现实的批判。第四，必须在理论上彻底，我们的理论要经得起审视和讨论。唯物辩证法批判功能的彻底性在于，它在进行向外的批判时从不忘却对自身的批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批判性思维引导到建设性批判上，而不是因外部的批判而导致破坏性的结果。最后，在话语权竞争的背景下，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还要变革和完善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理论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变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更加注重对中国经验的哲学提炼。我国要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准确捕捉当今“中国问题”，再把“中国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进而提升出哲学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并以思想的方式影响现实。
第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就必须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新实践中，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许多重要发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重视对这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的吸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当前，对多元现代性的探究已深入到具体的“中国现代性”、“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之中。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拓展和完善中国道路，提升中国共识，是摆在中国思想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第二，关注中国经验，直面中国问题，必须运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内容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过程。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着中国道路而展开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因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系统而合理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坚定中国自信，建构中国软实力，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核心和载体，因而，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确立言之有物的坚实的“话语基础”、言之有道的精练的“话语核心”、言之有理的系统的“话语内容”、言之有效的科学的“话语方式”、言之有信的坚定的“话语自信”、言之有声的快捷的“话语传播”、言之有力的“话语权”，从而传播好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的故事。
第三，关注中国经验，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表达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上与世界是相通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既要具有普遍意义，同时也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宣传是必须坚持的，但宣传要讲究方式和效果，要遵循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不顾场合和对象的重复、生硬的灌输，结果适得其反。当然，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宣传、普及这种理论的话语方式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学术化、专业化，后者要求通俗化、大众化。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潜涛教授：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忘记近代以来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不能过分强调中国古代的文化而虚无红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不同的论述，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的根。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根”、“基因”的比喻来指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形象的比喻必须抓住它具体的规定，要精确地把握其科学内涵。基因和基因的成果、根和干、源和流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是根、是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首先需要建立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它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源头，仍然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进行一定的转化，转换之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因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持续升温，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仍然需要保持一种批判与继承的态度。价值观是一种价值理念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由12个价值组成，但它根本上是12个价值理念构成的统一体。分别来看，这12个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它们反映了人类对美好价值的追求，在其他国家和文明中都能找到；然而，作为一个价值实体的存在，它却具有价值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般价值理念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既讲出它的民族传承性，又讲出它的时代性，从而揭示出它的特殊规定性。只有找到了这个特殊规定性，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此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必然会遇到许多理论性的阻碍，面对这些阻碍，必须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从理论上把问题研究清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仅仅依靠宣传的力量，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哲学理论逻辑的力量。如果理论上哲学的逻辑不够透彻，现实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不能阐释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把握社会、把握人心，可能会非常困难。
中央党校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主任段培君教授：战略思维形态的当代发展遵循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原则，二者的协调是中国当代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要课题。战略逻辑从哲学层面来看，其基本内涵表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战略逻辑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是“大战略”的飞跃，第二次是“大数据”的飞跃。这两个“大”，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看表现为两次飞跃。通过这两次飞跃揭示了战略逻辑演变的内涵，对这两次飞跃的掌握有助于理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也有助于理解当代实践理性的一些新内涵，特别是加深对统一性逻辑的认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逻辑。（一）关于第一次飞跃。战略一开始即是指军事战略，其定义是“战略是一种谋略或方法”。从定义看，其侧重点是工具理性。它的一些极端形式，如在中国的古代，往往表现在只重视谋略，不一定重视谋略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方面。即使在《孙子兵法》中，价值理性的表达无非是“安民”，尽可能的不要去扰民，只是到这一程度。古代谋略中可以说完全不要价值理性的方面，后来发展为厚黑学，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发展趋势。在西方，其极端形式是马基雅维里的只要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或者“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实际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或背离。到了现当代，从大战略提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战略的提出者、李德哈特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价值点的变化。过去的战略，即军事战略，其价值点是胜利，取得胜利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不是军事战略一定要考虑的。但是李德哈特提出这个价值点需要转移，胜利的真正含义是长期保持和平的状况，长期保障民众的生活水平。这样，价值点就转移到了民生和和平上。所以，价值理性作为一个基本点在战略中确立了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后来战略文明转型的一个立足点。因为这一价值点的变化，带来了工具理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近年来被概括为大战略的“五个转变”，即从大战略提出到冷战结束以来，经历了“五个转变”：首先是视野的变化，因为要关心和平、关心民生，所以不仅要关心军事战略，还要关心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战略，否则民生和和平的问题就不好解决，所以就从战略转向大战略的视野。其次，想让民生过得好，关注的重点就不应是军事，而应是发展，因为发展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大战略的主体就由此变为发展战略。第三，博弈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以非零和博弈为主，合作才能更好的发展。第四，运作的机制发生变化，转向自组织机制为主，这样才有活力，才能发展得更好。最后，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比较优势为主转向竞争优势为主，转向来自于创新的竞争优势。这一系列的变化构成了当代大战略的新形态，其形成是从价值理性的变化开始了工具理性的系列变化，而两者在这一过程中也统一起来。大战略按新概括是两者相统一的一个形态。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显示了大战略的视野和构成。其中，发展战略是主体，十八大报告十二个部分，一半讲的是发展战略，“发展是第一要务”，重心转向发展。在这一导向下，合作共赢的非零和博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更具活力的自组织机制如市场机制成为基础性的机制。而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争取竞争优势为主，也自然成为今天发展的关键。这一系列都是中国发展的逻辑，是大战略的逻辑。（二）关于第二次飞跃。大数据可以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的第二次飞跃。大战略研究涉及很多领域，没有信息的支持和整合是做不到的。战略研究一开始就强调知己知彼，实际上是说信息的重要。随着当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是信息技术本身的产业化，电脑、局域网乃至互联网的形成。第二阶段是互联网的扩张，学术名词是整合型创新，通俗地说是“互联网+”，从媒体、娱乐、物流、机械、电信、金融、教育，一直在扩张，整合了许多领域。不断的扩张，需要大整合，因此有了第三个阶段，就上升到大数据阶段了。不论是地方各个方面的整合，还是各行业的整合，都需要在大数据这个层面上进行。大数据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实现这种整合。大数据是大体量与多类型的统一。数据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描述生活，第二阶段是描述自然，第三阶段是可以描述精神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类型，现实世界什么样，就会有一个数据的类型或数据世界与之相对应。这是一个同构的关系，这个同构性就成为大战略实现整合的一个基础。大数据由此在实践中成为或将成为大战略整合的一种特殊资源。大数据的这一发展实际是工具理性的一个飞跃。从世界史的角度粗略地说，整个世界一开始是帆船作为运输工具的整合。虽然地球是一整体，但是对于初期的人类是分离的。正是通过帆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将地理空间整合起来了，是地理空间的全球化。接着是商品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的整合。货币把商品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系统。这是经济空间的全球化。现在大数据的整合涉及各个空间，是全域空间的全球化。它的整合范围和力度都是空前的。而这一点恰恰与大战略的要求相匹配。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它更为根本的意义是整合中国未来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经济的整合，如产业、区域、国内外统筹发展等，也涉及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样的社会整合，如怎样通过实现分散决策和社会民主，怎样处理好自组织机制和他组织机制的关系等。当然还涉及包括战略研究在内的文化整合。这也就是所谓的大战略视野的整合。大数据这样的出现和发展客观上支撑了大战略的研究和实现，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性逻辑的新增强，是另一次是新飞跃。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研究员：中国哲学在当代的使命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旧邦新命”，“旧邦”就是要保持中华民族的同一性与个性，就是保持中华民族的身份与认同，新命则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通过阐旧邦以辅新命。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哲学已经不限于发挥辅助的作用，中国哲学事实上已经参与到了“新命”的开创工作中，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共进退的局面。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了四种深刻变化，第一，从传统的以农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社会：第二，从君主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从科举制转变为现代教育制度；第四，从经学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由于这四种转变的发生在历史中是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展开的，因此造成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某种断裂。面对这种断裂，中国哲学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从传统走向现代，或者说要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哲学近期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已经并将持续成为理论界的研究重点；第二，近些年一些中国哲学史家开始尝试构建当代新儒学体系，并已经形成相应的理论成果，这是在理论层面上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重要成果；第三，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已经和中国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不仅是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对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康有为思想的研究都有着现实的诉求，古今中西的问题是中国哲学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文化史论去解决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张岱年先生说得好，唯有用辩证法才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实像，也就是要客观分析文化之整与文化之分，文化之常与文化之变，文化之异与文化之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传统文化要推陈出新，要古为今用，坚持有鉴别的对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同和，求大和，也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常道。
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何建华教授: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的具体环节，并加强对现实逻辑、历史阶段、核心理念等基本问题的阐释。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它的现实逻辑就是发展的逻辑，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近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当代中国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句话，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齐心协力写好发展这篇宏大的文章。面对中国发展的实际，哲学应当从三个方面书写发展逻辑。第一，深化发展逻辑的研究，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直活跃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两种形态的力量，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其中，强调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历史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无论就基本特征还是发展事实分析，都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形态。或者说，注重并致力于建构哲学的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开创并继承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形态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指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过去在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哲学，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斗争哲学”；而在今天，它则是建设的哲学，也就是发展的逻辑。所以，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高度观察，研究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理论工程。第二，熟悉两头，创造性地开展对发展逻辑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以发展为主题的现实逻辑的研究，既存在淡化、弱化的现象，也存在着片面化、庸俗化、实用化研究的问题。相对来说，后一种倾向可能更加突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研究现实逻辑的方法论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要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逻辑问题，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熟悉两头，也就是既要掌握理论，又要了解实际，善于发现二者的结合点。第三、深入现实，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发展逻辑的理论研究。围绕发展逻辑的研究，需要解决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问题，要搞清楚发展逻辑的主题、核心理念、基本命题等，努力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结合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应该加强有关发展逻辑的以下问题的研究：其一，关于历史方位的哲学研究。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哪个历史方位？具有何种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发展逻辑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有一些重要的表述，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对于这些表述需要进一步具体化，需要从哲学层面去把握和提升这个新时期，要注意从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等人那里进行思想借鉴。他们在考察历史方位等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从人的需求和社会扩展相结合的视角展开分析，并据此提出了“两种需求”和“两种斗争”的理论。其二，关于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或基本概念有哪些？这是研究现实逻辑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最核心的概念讲，毫无疑问是“发展”，这是最高本质的概念。但是在发展这个理念之下，应该还包括很多新的理念。例如“社会转型”或者“转型”。无论从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国历史的逻辑，还是现代化的逻辑和生产关系的逻辑讲，其核心问题、主导价值就是社会的转型升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也是社会转型。革命是转型，建设和改革也是转型。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的哲学著述将“社会转型”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作系统的阐发。其实，所谓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转折、变迁，而社会形态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从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看，因为有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转型问题所作的充分的实证和理论分析，因此对其进行哲学总结、提炼、概括，上升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条件已经成熟。除此之外，这次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有关发展的五大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除了协调、绿色之外，另外三个理念是非常具有新意的概括，其本质也是哲学问题，它们是建构发展逻辑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其三，关于发展逻辑中的主体性问题。除了发展的历史方位、基本理念之外，围绕发展逻辑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道路等。就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分析，确实存在着发展主体动力衰减的现象，并具体表现为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衰退。从发展逻辑的角度分析，这就是要研究并回答主体性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对主体性的研究至少应该遵循三条思路：一是吸收哲学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二是总结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调动主体积极性的历史经验；三是发现和提炼广大人民群众的当下实践成果。从国际国内的基本经验分析，调动积极性能动性，一靠利益，二靠觉悟，三靠制度，四靠方法，集中解决从肚子思维到眼睛思维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和研究在互联网条件下新媒体、新群体、新工具的活动特点、活动趋势及其功能，从广度、深度和速度等层面扩展主体的能动度，从能力、态势、趋势等角度提高主体的能动势，从需求、生产、消费、交换等方面扩大主体的能动力，比较好地完成李克强总理所交付的研究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问题。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原所长吴彤教授：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不能忽视科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对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入探讨前沿科技对中国当代发展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发展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与世界最接轨、最同步的可能就是科技领域，然而科技研究虽然没有国界，但是它有专利，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与地方性。与此相关，在整个哲学研究领域中，当代中国科技哲学可能最跟世界哲学接轨，但是却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即缺少对中国本土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样的科学是个什么样的科学，这些古代的科学研究的特色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认识不够。因此当代科技哲学的研究在整体上扭结在了三个维度上，即当代中国、当代西方以及古代中国的三元维度上，未来科技哲学的发展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优秀的自然知识，这些自然知识大多以实践的面目呈现，因此需要用实践的尺度，运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多种实践哲学共同去深入挖掘。现代前沿科技的发展需要科技哲学的深入介入与规范，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逐渐呈现为：由原来的以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的研究形态变成集体化的、求利益的科学形态，科学演化为并非完全求真的追求，越来越多地与资本、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后学院的科学形态。面对科技前沿的这些发展动态，科技哲学必须将科学和资本的关系、科学和权力的关系这些宏大议题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视域中；同时，在这种大的背景框架下，科技哲学需要关注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实验室创新研究及新技术的伦理研究等新的议题，只有如此，科技哲学才能真正介入和影响科技领域的发展。此外，科技哲学的发展应当避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宏大叙述，应当更加贴近现实，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在具体的问题中体现科技伦理的规范力，展现道德关怀的维度。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教授：认知科学近些年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认知科学以心智作为研究目标和对象，心智是有脑和神经系统的动物所具有的一种智能行为，脑产生心智的过程叫做认知，认知科学就是研究这种认知的学科。心智的认知可以被划分成五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神经层级的认知；第二个层级是心理层级的认知；第三个层级是语言层级的认知；第四个层级是思维层级的认知；第五个层级是文化层级的认知。前两个层级是低阶认知，是基础的认知，人和动物都有；后三个层级叫做高阶认知，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关于高阶认知的研究，上世纪有非常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语言的进化，语言是在人类的进化中产生出来的符号语言，动物虽然也有语言，但它们的语言和人类有本质区别。如果没有语言的产生，人类的进化将永远是在基因层次的进化，成不了人。第二，语言的分类，形成了现代语言学的三分法研究框架，即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句法是指一系列连续的音符或者符号的序列；语义是指话语中的每一个符号都要对应到现实世界的事物或者对象上去，只有这个对应关系建立起来了才能理解话语的意义；语用就是要把说者和听者加进到语言的理解中去，它会影响到语言的含义。第三，心智哲学代表了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而语言哲学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由语言所建构，语言哲学推翻了过去哲学的二分法，主体和客体的分法无法继续成立，主体要认识客体必须经过语言。对思维的认识在上世纪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推理作为思维的最高形式有四种表现样式：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和溯因推理，而其中演绎推理被视作西方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推理的最高样式，然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证明了演绎推理的过程会受右脑情绪的影响，因此演绎推理将会必然退出，而其他三种基于或然性或经验性的推理则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之故，推崇经验性、以类比推理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值得在当代充分重视。
中央党校哲学部朱辉宇副教授：应从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讨论了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关注中国问题，凝练中国价值，在回应中国结构性变革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和创新。首先，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要求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立足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开展哲学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认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问题，离开实践的主体性、历史性与目的性，就无法把握价值问题的实质。如此，我们应围绕人的价值实践进行哲学思考：一是，紧扣价值的实践品格，立足主体尺度和主体际关系，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价值活动的规律。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考察人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解读人自身的价值及其特性。三是，将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付诸于社会实践，由此检验其正确性与合理性，推动价值哲学的丰富与发展。若此，中国价值哲学就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跳脱出形而上学研究范式的禁锢，实现了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呼应了哲学的第三次“价值论转向”，不仅意味着价值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更实现了哲学观、哲学方法及哲学精神的变革。简言之，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摆脱了知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将实体性思维转变为关系性、实践性和系统性思维，推进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其次，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由“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在中国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之下，价值哲学研究唯有关注中国转型期的重大价值问题，才能寻获自身的理论生长点，才能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同时，面向中国问题，在新的价值哲学立场上克服价值危机、重塑价值理想的努力，也导致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变，即从囿于知识的逻辑构造转为直面现实世界的价值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向与提升是当代价值哲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前提，亦是其自身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重要体现。再次，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的形成。就价值哲学而言，研究者们突破西方价值话语的藩篱，在完整阐述自我价值谱系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视域融合，进而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话语为媒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可以说，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价值话语体系，不仅是价值哲学研究的创新之处，更在现实维度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中央党校哲学部王纵横博士：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网络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以及互联网社区、互联网金融甚至网络暴力等现象的显现，对网络这个二进制空间的哲学讨论也渐渐成为显学，从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与道德哲学等角度的分析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从权力角度深入对互联网的研究是极具现实解释力的研究路径。首先，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但却体现了某种权力。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为“权力”找到了其背后的支撑物——技术。权力与惩罚是同一的，而惩罚是一个技术活儿。过去，惩罚的形式是各种肉体伤害，不同的伤害都是一种技术性创造；而随着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逐渐抛弃了肉体伤害的惩罚方式而转向一种更精致也更深邃的形式——监禁！监狱的出现是一种技术，其背后代表了某种权力，它的运作模式是，把罪犯关在一个笼子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种社会特征模型,在互联网那里也可以找到。比如许多数据收集与分析机构利用互联网络对个体进行分析,监狱式的社会在虚幻的数字世界成为最高的真实,大量无形的观察家们跟踪着人体的数码痕迹。人在网络上的活动越多，残留下的痕迹越多，根据这种痕迹对人的数字重构就越准确，对人的监视也就越全面。简而言之，人在注视屏幕和显示器的同时，屏幕和显示器也在注视着人。第二，互联网权力的作用方式较为隐蔽，且集中于微观视野。表面上，网络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能直接看到的是“符号”而不是“人”,网络的“匿名性”似乎为个人提供了极好的保护，每个人都畅行无阻，虽然被监视，但不被限制。但事实上，互联网权力的运作方式反而更加隐蔽：一方面，它以网络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也就是互联网的实现载体——符号。网络是纯粹意义的世界，它的内容依托于某种符号，或是语言，或是影响。而通过对一种符号，如语言施加影响，就能够对整个互联网中的人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互联网语言反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因。同时，作为被统治者，我们每个人接受语言，理解语言的方式发生变化，它从而变得碎片化，去中心意识化，无目的化。另一方面，互联网是一个社会概念，并不存在一个人的互联网，虽然人们的网络活动不一定以他者为目的，但这些网络活动无法回避他者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方的权力主体，我们随意的发布信息，主观的做出判断，偏颇的施加影响，结果是互联网的意识形态被微观权力所统治，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人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无一幸免。第三，在互联网世界中，权力与权威的分裂。在线上世界，每个人的权力扩张不同于现实，它以数字的形式存在，存在成本低，因而更容易被充分实现，也就不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然，由于人们的欲望被充分满足，这势必会激发更多的欲望，其最终结果是信息的膨胀与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获得有效的认知材料的成本，让真理离我们远去。缺乏走向真理的途径，丧失求得共识的可能，互联网世界要求人们在欲望及其满足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寻求意义。这意味着，互联网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分裂迟早会发生，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必然性，其构成的矛盾关系规定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狂欢。互联网世界的微观权力结构带来了一个政治学命题，即互联网虽然存在着权力，却没有权威。既难有真知，也没有求善，互联网的监视功能与他者在场难以维持正常秩序，人们明明知道自己被注视着依然肆意妄为，甚至用“非道德”来哗众取宠，因而也就无助于消除道德失范与网络暴力，反而容易助长群体的无意识。第四，数字的道德意识形态走向了丰富的现实。道德是人对善的祭祀，如今，互联网取代善成为真神。有观点认为，网络行为的随意性和网络的巨大诱惑性，导致网络用户主体人格变异和产生诸多不理性的行为、观念。但需要反思的是，谁要为网络的随意与诱惑负责？在随意与自由之间、诱惑与崇尚之间，我们看到彼岸世界绝不只有美善，超验世界的神明在数字与现实的沟壑之中栖息，此岸世界才成了我们回首不及的彼岸。类似的案例在我们的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直在上演，一些人认为在线金融产品是“从银行吸血的吸血鬼”，并指出投资者可能并不清楚风险，但当人们已经失去用手触摸钞票的感觉时，那代表着整个资本世界的东西都成为一串看不到尾巴的数字时，对风险的判定就已经无法根据风险主体本身来做出了。在数字世界，资本终于和道德至善合二为一，它们终于都成了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总之，互联网归根是一种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身体的延伸，对互联网的研究，既是对人的心身问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研究。虽然互联网本身包含着巨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依然是哲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样本，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考察。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论坛大家的发言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哲学的发展是在解读经典文本和把握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然而，从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经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现实逻辑研究不足。由于对现实逻辑的把握远远不够，当代中国的哲学远远达不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在解释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时也往往不在场，由此，当代中国没有建立起来面向中国发展的形式逻辑和中国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哲学的话语权。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要重建哲学的话语权，首先需要树立面向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从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当中而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才能推动哲学的发展；而把握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首先要把握现实逻辑的核心主线，即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研究中国发展的逻辑主线，需要进一步具体把握逻辑主线中的基本环节。论坛以“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为主题，正是“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哲学发展”这一逻辑链条的必然要求。中国发展现实逻辑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而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都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并破解这些难题是哲学的使命，唯有如此，哲学才会达到时代、实践与现实逻辑所要求的水平，哲学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