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不仅遇到了很强的外部冲击，而且经济体内的固有矛盾，或者说长期的增长动力正在减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最先将非均衡经济理论引进国内，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在宏观经济运行和就业、失业问题研究领域，出版《失业经济学》《隐性失业论》等著作，并编写《上海就业报告》和《中国就业报告》。在《经济研究》等经济学核心杂志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接近先进国家，使得后发优势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动力也越来越缺乏；而中国教育、科研与企业体制缺乏有效沟通，创新激励机制也不充分，使得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主体缺失，这都会使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不足；从日本、韩国在转型期的国际经验来看，在转型期间经济TFP的增速都是趋于下降的。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至15年期间的TFP增速难以维持在目前的高水平。”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短期冲击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开始逐渐显现，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生，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政府换届工作的完成，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的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把这20年大致划分为两个10年，在这两个10年中，中国都经历过多种正面和负面因素的冲击。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投资全面高涨，和宽松的货币发行相配合；1994年高速通货膨胀下的货币紧缩，对资金循环的治理整顿；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4万亿刺激政策和10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的货币扩张；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调控；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快上升；地根收紧和土地使用的控制等。中国经济就是在各类外部冲击之下，根据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代表性经济行为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对冲击形成反应，做出行为决策，内生地生成经济周期。回顾前后10年，各自碰到的最大冲击莫过于两次金融危机，它们都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都出现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但是，两次危机后的政策反应不尽相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面对经济速度的下滑，我们出台了一些短期的刺激性政策，但是力度不大。其后我们经历了5年（1998-2002）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过程，GDP的增长“七上八下”，周期形态如同“L”形。但是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却做了很多事：1998年，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银行资产的重组和改革；中国加入WTO。这些改革措施相当于在经济周期的低部做了牢固筑底的工作，为2003年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各个领域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使中国经济的效率有了明显提高。2007年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由于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两倍于GDP的增长，中国政府财力雄厚，外汇储备充足，很快做出了4万亿投资，以及10万亿配套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安排，经济增长“V”形走势明显，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十分眼红。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利因素仍旧在不断积累，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2009和2010年的经济刺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只有短期效应。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不仅遇到了很强的外部冲击，而且经济体内的固有矛盾，或者说长期的增长动力正在减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总而言之，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成就来自于通过改革方式消除原有计划体制约束，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微观经济组织再造和微观相对价格体系的理顺，给予了正确的激励，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供给方面来看拓展了经济增长空间，加之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在总需求方面的刺激，从而成就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奇迹。其中，政府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改革原有计划资源配置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活跃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激发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运行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利用银行信贷系统，大幅扩张信用，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充分的流动性，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到这些措施所引发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经济近期表现和走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从最终消费、出口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中国在2012年基本上就是靠投资和消费，外贸处于零贡献水平。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从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看，情况并不令人乐观。
2012年经济运行主要受到短期经济因素和长期经济因素的重叠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降，季度GDP增长一直处在低迷的状态。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占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又是承接跨国公司制造业转移发展起来的，工业增加值在正常年份增长一般都在15%左右，但是最近这个值降到了只有10%。服务业领域在短期也难有较快发展，因此，内需扩张对于最近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可能很强。
现在来看，短期的外需走势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还是有利于外贸增速在2013年低位企稳，目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有所减弱。在2012年人民币升值幅度为2.22%，低于2011年的6.21%和2010年的4.4%，因此这有利于促进2013年的外需企稳。现在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就业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随着QE3的继续，美国经济有望在2013年下半年复苏，这有助于中国经济对外出口。再者现在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高于发达国家，表现出令人较为乐观的趋势。不过欧债危机前景仍不明朗，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很大；对于日本“安倍经济学”是否可以提振经济、遏制通缩仍有待观察；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出口还是可能继续受到外需不振的拖累，难以像以前一样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投资方面，去年在地方新政刺激下，固定投资出现了一些亮点，但从2012年整体来看还是存在问题。2012年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和第四季度的房地产投资，2013年初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升。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稳定的货币政策。因为世界几个主要国家普遍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中国，所以货币政策是缺乏空间的，只能在财政政策上有所举措。近期经济增长回升的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前期政策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增速加快和近期房地产投资的复苏，而反映自主增长能动性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处于下滑过程中，2013年1-2月的同比增速只有17%。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强化调控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投资需求回升不会非常强劲，而且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增速加快，非国有及非国有控股部分仍处在下降趋势中，所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受到抑制。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地方政府不转型的话，中国经济的未来是缺乏足够动力的。
现在经济发展最大的系统性问题来自于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最大的问题是2009年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越来越庞大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和银行体制外的影子银行问题，两者互相链接在一起，具有系统性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知，2013年中国经济的总体情况不会太好，不大可能出现像2009年和2010年这样的V字形增长的恢复，而是一个L形的复苏过程。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如何，需要从供给层面来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展望。就长期因素来说，主要包括劳动要素供给、资本供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等方面。
首先看劳动要素供给能力，2010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2年全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首次下降，减少了345万人，比2011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在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已到达最低点，少儿抚养比在不断下降，老年的抚养比在不断上升。这表明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即将到达供给拐点。
在资本供给层面，中国现在国民储蓄率大约在50%，这是由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所构成的。居民储蓄率将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而趋于下降，企业储蓄也将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而下降，政府储蓄率也会因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而处于下降趋势。从长期看，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将从2008年的22.5%下降到13%-14%左右，企业储蓄率也将从2008年的21.6%下降到14%-15%左右，政府储蓄率将从2008年的8.2%下降到1.6%-5%左右，也就是说国民的总储蓄率将从2008年的52.3%下降到28.6%-34%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资本供给能力将趋于下降，需要通过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应对。
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也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接近先进国家，使得后发优势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也越来越缺乏；而中国教育、科研与企业体制缺乏有效沟通，创新激励机制也不充分，使得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主体缺失，这都会使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不足；从日本、韩国在转型期的国际经验来看，在转型期间经济TFP的增速都是趋于下降的。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至15年期间的TFP增速难以维持在目前的高水平。
再就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长期不可忽视的方面，2009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高达4525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49%。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多地会受到环境相关的成本约束。
由此而言，中国经济供给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消散。从短期看，外需增长缺乏比较优势，扩大总需求的关键在于通过减税降低企业经营负担，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消费，提升居民消费率，从而消除内外结构失衡问题；从长期看，应立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于改革扭曲的要素市场制度，以根本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求各类要素以市场化方式来配置，消除包括政府力量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垄断力量；另一方面要求理顺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关系，让市场价格机制作为各类要素配置的关键决定力量，通过市场的力量来逐渐消除结构失衡问题。比如通过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来应对农村现代化问题、农民市民化、农民社会保障及城市化问题，以资本要素市场改革来应对产业失衡、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经济内外失衡以及国有企业垄断问题，以劳动要素市场改革应对社会保障、劳动力要素供给、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就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解决，首要的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化，消除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干扰，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
要避免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应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保障，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以增强市场活力，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为目标，推动资产（包括土地）的资本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推动市场效率的提高，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然，维持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定时期仍旧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也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东中西部差距明显，未来中西部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这要在要素配置机制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且必须由市场来决定地区的发展，而不是政府；第二，中国经济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明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移，也将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制度红利依然存在，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效率导向的改革制度红利仍旧很大；第四，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特点是城市化落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仅能增加内需，也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五，就是要素的资本化，尤其是土地要素的资本化，通过土地权流转的方式将能使“沉睡资本”复苏，极大扩大信用规模和经济的流动性；第六，通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优化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模式，继续发挥中国经济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增长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将令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