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断涌现的西方学术新思潮，如今的中国研究者越来越具有自我的理论自觉意识。本期“学术三人谈”栏目邀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传播学三个研究领域的学者，阐述各自学科出现的新思潮。
灾难资本主义批判与末世解放论
汪行福（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是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理论，批判的焦点是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批判出现了新的视角。
“灾难资本主义”概念源于克莱茵所著《休克教条：灾难资本主义的出现》。新自由主义推行的休克疗法不仅制造了灾难，而且也依赖于灾难。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周期性经济危机、自然和人为的灾难都是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一特征在金融危机时代尤其明显。通过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资本主义正在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条件。“资本积累同时也是灾难的积累，不仅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而且对一般的活的物种来说，都是如此。”阶级对立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生态领域，全球资本主义正生产出大量的环境无产者。因此，人类的解放取决于“社会正义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拯救人类与拯救自然”。
末世论解放理论与灾难资本主义理论相关联。比尔·马丁在《伦理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的绝对命令》中提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经济还原论和哲学实证主义，未能赋予伦理和宗教维度以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绝对命令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它的宗教维度包含在这一信念之中：人是被社会主义未来所召唤的，必须超越其有限的自我和现在，趋向“另一种正义，另一种共产主义”。齐泽克认为，面对灾难资本主义的唯一有效战略不是盲目地相信未来是开放的，相反，应该把灾难作为无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并像灾难已经发生的末世那样去行动，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拯救的唯一希望。全球灾难的出现也引发对神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注。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冷静批判，也是对乌托邦的政治热情。本雅明强调，现代社会进步是一场灾难，我们必须截住进步的毁灭洪流，坚守弥赛亚的希望。这些思想成了当今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
灾难资本主义理论抓住了资本主义罪恶和资本积累的新特征，为当代世界诊断和批判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证明。但是，由于它对现代社会持全盘否定态度，最终也走向了政治悲观主义。末世论者的基本立场是理智的悲观主义和意志的乐观主义，它把人类拯救的条件寄托在对灾难的恐惧和未来的希望之上，这就割断了人类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内在联系，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解放立场，重新使人类解放理论回到宗教和乌托邦。
多种文化转向存在关联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和人文学科中涌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过去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解释逐渐退让于文化的解释，此即人们常称的“文化转向”。在此潮流中，文化被当作人们借以解释世界和自身经历，并赋予世界和生活意义的认知图式。由是，人们关注的已不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客观的现实怎样被赋以意义和主观化，历史也就更多地成了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和认知图式来安排生产、生活和政治的历史。
自那时起，曾经的阶级叙事让位于民族叙事，各族、各地的差异被当作文化差异，多元文化主义涌现出来，各族和各地方传统文化得以复兴，被当作经济或象征资源来开发，各种文化遗产申报如火如荼，并与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权利诉求联系起来，有关文化的归属权和本真性/原生态性纷争也接连不断。在我看来，此象也是可以被称作“文化转向”的，与上一种文化转向不同的是，它所指是从“阶级政治”转向“文化政治”，“自在的文化”转向了“自觉的文化自觉/自为”，而且被当作资源在开发和利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一些人类学学者开始对文化描述和分析的可靠性、所述文化内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文化之间边界区分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以致他们觉得从知识上讲，内部一致外界分明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把各族、各地区分成不同的文化单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各族、各地之间充满着文化的交往和杂糅，真正把它们区分开来的并不是文化，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从政治上讲，尽管把人群之间的差异理解成文化差异要比将之理解成种族差异要好很多，但是，文化这个范畴并没有真正促成人群之间的开放和流动，它事实上也在把人群之间的差异成见化和固定化。如果说人类学使命之一是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消除彼此之间的成见，那么今日人类学首要任务就应该在于消除通过文化范畴构筑起来的人间畛域，让人们充分认识和欣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杂糅。显然，这也可被视作一种文化转向，即从“著述文化”转向“反文化著述”。
尽管上述诸相不同，但彼此却存在着关联。尽管第一种文化转向是指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从经济决定论向文化决定论的转变，它关注和强调的是自在的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配或指引，第二种转向所指的是经济、政治把文化当作开发利用的资源，但揭示、著述自在的文化却促成了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因此第一种文化转向与第二种文化转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亲和的。第三种转向倒是与第一、二种转向相悖，却也是由它们激发的。
中国传播学研究要兼顾国内外因素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基于新媒体发展、全球化推进，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新思潮不断涌现，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
新媒体的发展让一些研究者提出大众传播重回“弱效果”传播阶段，并成为目前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电视的多频道化等，使得受众分散。同时，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造成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界限的模糊，也促进了大众传播研究与后两个领域的融合，在融合中或可产生新的理论。
对媒介环境学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媒体对包括社会文化、社会权力分配、人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新媒体对于政治及公共领域的影响。基于新媒体，西方政治竞选人需要重新设计竞选路径，传统大众媒体主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已有学者开始思考，这是否与互联网、新媒体有关。
对新媒体使用者新特点的研究。比如对于粉丝的研究。不同的网络粉丝群体、字幕组、游戏、恶搞、视频网站上比较流行的视频等网民自己生产的内容，其实蕴含很多文化现象。在自媒体时代，受众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要对青年群体产生政治影响，其游戏规则就需要发生变化。
传播学理论的美国中心主义或者说是西方中心主义开始被反思。不同的国家，因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都不同，对国际媒体体制对比式的研究近些年也日渐增多。
经验研究多元化发展。传统的量化研究本身在新媒体条件下不断涌现出新方法，如利用新媒体的“大数据”进行深度数据挖掘与分析等。有学者提出了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领域方法。也有人表示，如越来越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传播学学科的正当性、专业性是不是会减弱？
国内学者该如何借鉴、吸收这些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思潮？我认为，首先，对西方学术理论不能只是简单地学习，而是深刻认识其语境的来龙去脉，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深入研究。其次，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从国情出发。同时，也要从国际视角来看待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总的来说，就是既要真正弄懂人家的东西，又要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