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2012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哲学门”成立至今，中国的哲学研究走过了百年历程。在百年中国哲学发展长河中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变，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本年度的一个学术热点。同时，现代性、文化发展、生态文明等现实问题继续受到关注。在文本研究和哲学史研究、基本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领域，都进一步显示出方法论上的自觉、问题意识上的加强和国际视野上的拓展。
哲学史研究和文本研究
比较百年来中国的哲学研究与世界的哲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拥有独特的思想景观：我国哲学的思想源头具有多样性，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有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了多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中国的发展又同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分不开。有学者认为，西学东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前提或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流。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文本研究，“回到马克思等人思考的原始语境中解读经典”，关注文本中的时代，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持续不减的研究热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是目前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权威版本之一。一些学者主张要进一步挖掘这一思想资源，将文献学、历史考证和基础理论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重视，反映了我国学者已在逐渐摆脱单纯追寻国外研究成果，并越来越多地拥有自己的学术自觉和独立见解。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方面获得重要进展，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挖掘成为新的热点。学者们主张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同时，要重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及其当代性。
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现实观照，突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性和文化等问题的关注上。现代性的概念自西方引入后，逐渐成为我国学界时常使用并讨论的学术话语。现代性的问题和破解成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发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学者把现代性界定为“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成、发展的总体性过程和特征”，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的概念，但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并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阐发了关于现代性的思想。
当前文化发展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进程中的日益凸显，引发学界的又一波文化研究热。大量论著和众多论坛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和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等问题。当前在文化研究中，一方面，要关注马克思哲学话语中的文化思想，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深入研究文化的现实定位与逻辑定位、文化的精神维度与实践特性、文化的宏观叙事和微观分析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要为当代中国文化问题把脉。文化建设需要哲学的出场，文化的自觉首先应该是哲学的自觉。
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态势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呈现出几个兴奋点。一是对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注。生态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应对。有学者把它的观点概括为三个“否定”：否定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否定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否定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主张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两种观点的对峙中显现出的社会制度与生态问题的关联性的不同见解，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启迪或借鉴意义。
二是对列宁思想的当代价值的重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一些西方学者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重新关注，有的美国学者还提出了“新列宁主义”的概念。列宁思想包括其哲学思想对于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以及国际新秩序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新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引起我国学者的兴趣和热议。该书作者回应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和责难，运用大量事实和文献资料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其哲学思想的当代性、全面性、深刻性，反驳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部著作在引起众多学者共鸣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