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前3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8.1%、7.6%、7.4%。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如何，未来发展趋势怎样，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近一段时间，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经济学者围绕我国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问题积极展开研究和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
经济亮点：稳中有进，结构改善
学者们认为，受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和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2012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管预期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了预调和微调的力度，着力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稳中有进、结构改善。
从三次产业增长看，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特别是粮食产量将实现历史性的“九连增”。工业生产增速放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下降，但新兴产业增长速度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中小微企业增加值增长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活力有所提高。前3个季度服务业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有所改善。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稳定，房地产投资显现企稳迹象，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支撑。消费市场增长平稳，前3个季度国内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5%，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出口增速虽大幅回落，但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增速。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长一慢一快，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一低一高，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前3个季度经常性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远低于4%的国际收支平衡警戒线，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就业形势良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前3个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3%，均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7.7%的增速。稳定物价的政策效果显著，物价涨幅进一步回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从1月份的4.5%回落到10月份的1.7%。
学者们普遍认为，虽然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增速、物价和就业三大关系总体协调，经济增长降幅逐季收窄，不仅一、二、三产业结构，而且内需与外需结构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结构改善的特点。考虑到今年已出台的稳增长政策效果会进一步释放，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有较大的操作空间，预计我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三季度触底，四季度进入小幅回升通道，可以全面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的各项预期目标，而且2013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超过今年，回到8%以上。
应对关键：将稳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有三点依据。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需求明显下降，且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短期内外需难有大的提高。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必须着力扩大内需。二是资源环境硬约束和要素成本提高，企业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三是以往存在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一些新问题。主要是：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进入调整期，消费增长虽然保持稳定，但进一步扩大消费难度较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企业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使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凸显，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障碍。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更长时期的平稳较快发展。
学者们强调，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必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稳增长不能单纯地追求速度，而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实现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将稳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此，应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从中长期来看，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积极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解决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既能优化经济结构，又能释放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前3个季度，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实体经济和投资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东部地区。应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和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更加重视调整结构、科技创新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应将城镇化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有效载体，加强科学规划，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顺畅劳动力流动，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此外，应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促使消费结构升级重新进入持续、较快发展的通道。
着力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工业转型升级以及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的高投资率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应在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的前提下，把稳定投资增长作为稳定经济增长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在稳定投资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投资结构的优化。首先，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将企业技术改造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其次，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财政政策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引导民间资本和要素向民生事业领域流动。第三，适当加大对重大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第四，加大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力度，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房地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
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既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体制保障。应继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实施的地区范围和行业范围，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使“营改增”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发展潜力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深化价格改革，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长期发展：通过创新提高潜在增长率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变化，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开始转换，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使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预计未来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这在世界上仍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能够保证我国各项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有学者提出，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并非直线下降，也并非不可提高。不同国家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移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960—1973年的9.7%猛降为1974—1991年的4.1%。第二种情况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经济增长率从1963—1979年的9.5%略下降到1980—1997年的8.2%，再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左右。第三种情况表现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后，在科技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又重新上移。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上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指出，在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变量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过去10年平均不足30%，而美国达到70%以上。因此，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潜力，是一种长短结合的政策选择，是实现更长时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为此，应当加强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使教育培训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投入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加快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释放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