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消减通货膨胀压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的严峻挑战，2011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分别达到5.5%和6.8%，考虑到农产品价格以及域外流动性等因素的变动态势，则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仍需将调控物价放在宏观经济管理的突出位置。我国要保持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首先就需要精准地理解本轮通膨的内在成因，并据此采取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方案。就实质而言，物价总水平反映了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交易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流通量越多而商品交易量越小，则物价必然呈现出普遍且持续的上升态势，而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交易量的其他组合也会衍生出相应的物价变动态势。
显然，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交易量是影响物价的两个核心变量，只有综合考察这两个因素才能形成对物价变动成因的精确认识。就货币流通量而言，在纸币取代贵金属作为货币符号之后，一国的货币流通量就与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额紧密相关，如果一国的货币政策试图追求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多重目标，则货币超量发行很可能就是一个政策选项。就商品交易量而言，货币超量发行只要伴随着商品交易量的同步扩展，则物价总水平仍能保持相对平稳。进一步的，商品交易量受制于市场需求和企业供给等多个因素，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越大、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越低，则能够真正实现交易的商品数量就越大，而货币超发也就难以直接驱动物价水平的快速走高。
依据上述思路，很容易对当前我国的物价问题进行系统的解释。从货币流通量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混合型货币超发的较大压力，这既表现在投资驱动增长会导致主动的、投资诱导型的货币超发，也表现为在结汇制背景下资本-贸易双顺差会导致被动的、国际收入型的货币超发。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投资-出口主导的显著特征，因此，货币超发可视为是单向度追求GDP增长和依靠投资-出口主导驱动增长的产物。更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至2010年，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组合规避了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但也加剧了主动型和被动型的货币超发情形。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M2/GDP已达到180%，远远超过同期美国83%的水平。
从商品交易量的角度看，只要市场真正完成的商品交易量快速上升，则货币供给对物价水平的“拉上”作用将会得以平抑。但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市场格局和成本结构，则我国商品的实际交易量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间仍存在着缺口。原因是：由于真实失业率较高、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拉大和社会保障仍不健全，我国国内居民的最终消费仍未取代投资-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GDP的比重仅为34.9%。近期，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外部市场也面临着经济复苏的艰难使命，国内外市场需求格局导致企业的产品供给动机受到抑制。同时，要素供求关系逆转以及经济体制因素导致多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成本攀升，例如：民营企业的用工、用地、原材料和融资等成本均呈现持续走高的态势，这导致企业的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受到较大影响。
显然，混合型货币超发导致货币流通量增大，而市场需求和成本结构导致商品交易量没有同步拓展，其结果必然是物价总水平呈现局部或全面上涨的格局。在此格局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通过资本流入增大而加剧了我国的货币超发，而且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而抑制了我国的商品交易扩展，美国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交易量而对我国物价产生影响的。二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在物价变动的两类因素之间充当了纽结作用。房地产投资会对主动型货币超发产生拉力，且其投资投机特性又会诱发外资流入从而加重被动型货币超发。同时，房地产价格走高会因消费者的谨慎需求而导致其他商品需求受到抑制，也会因企业的资产重新组合而导致其他供给出现收缩。当前房地产价格还未充分地计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中，这导致货币超发和商品交易量对物价的影响可能被局部“熨平”。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它内生于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中，但短期的政策选择和企业经营状况加剧了通胀压力；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走高可以在短期“压低”通胀程度，但这蕴含着长期的经济波动风险；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和美元走势）通过影响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交易量而影响国内物价。可见，本轮通胀导源于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周期和结构等因素的交织作用，而房地产等资产充当了货币供给和商品价格之间的“传导器”，其后果必然是政府-居民、资方-劳方、国企和民企的财富再分配。因此，此轮通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长期依靠投资-出口主导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回应短期外部调整之后的客观产物。
从通胀成因出发，当前我国采取的行政约谈等应对措施，虽然有助于短期的物价管控，但并未回应中国式通胀的实质成因，因此其长期效果必定是有限的。我国回应通胀问题必须摒弃就事论事、边调边看、零敲碎打的模式，而应依凭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推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可行的政策组合应考虑：首先，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定物价的基本准则，并应以确定的、可预期的速度提供货币供给，保持经济增长等政策目标应让位于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其次，我国应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强调经济增长质量。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在起飞阶段是可取的，但其连续性和衍生后果（例如：货币超发）需要认真考量，当前是时候通过放缓经济增速来换取长期的结构优化；第三，全面看待资本和贸易顺差的衍生后果。资本流入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但必须在增长之后更多从提升内部资本配置效率和国内居民内需启动的角度推动经济发展。第四，依靠内部居民需求形成对投资和出口的接替。应通过民营企业发展降低我国社会的真实失业率，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矫正缩减收入分配差距，同时通过社会保障的有效供给来真正地启动内需，以形成对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有效接替。第五，依靠营商环境改善和创新促使货币流向实体化。当前资产领域的过度投机化导致内需启动异常艰难，而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意愿和动机受到显著冲击，我国必须通过实体领域营商环境改善、资产领域投资条件规范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等措施促使货币流向实体化。最后，依托共同治理机制对美元发行纪律形成局部约束，继续借助双边和多边等谈判机制对美国货币政策形成外部制约，以尽量减轻我国治理通货膨胀所面临的外部输入压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观点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