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于服务政策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山西省社科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功能定位及区别？

张建武：东亚研究所是蜚声国际的独立智库，也是新加坡政府的核心智库。山西省社科院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参谋部，中心任务是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两者从功能和任务上来看，有相同之处。当然研究的方向、领域是不同的。

郑永年：是的，我们主要研究东亚内部发展和外部关系，为新加坡政府提供东亚包括东亚和美国关系研究的政策咨询。我个人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致力于以尽可能客观、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把中国的问题解释清楚。我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后，又花很多精力在智库建设上。经过几年的努力，东亚研究所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名望，这说到底是我们通过智库建设，在“政策市场”上能提供比较过硬的智力产品，受到新加坡政府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视。东亚研究所内部机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四个组，主要侧重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是当代，不研究历史。对学者的要求是既要做政策研究，同时要有学术功底。因为好的政策研究一定要有扎实深厚的学术基础，这也是选人的难处。研究人员目前有45人左右，暑假期间会多一些。我们暑假期间邀请一些访问学者来所里交流，每年来交流的访问学者有20多人。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如何看待国际上不同智库之间的学术交流？

张建武：中国古代有谋士、师爷、幕僚，统称智囊。但古代智囊与现代智库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古代智囊往往是深藏不露，甚至故作神秘，现代智库一定是开放的系统；古代智囊往往强调个人的作用，现代智库一定是团队协作；古代智囊成功的关键是对信息的获取，而现代智库是对海量信息的过滤、加工与分析。对于现代智库而言，交流尤为重要，没有交流，很快就会被淹没。

郑永年：正因如此，东亚研究所特别重视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为我们带来大量思想、信息，通过研究产生高质量的成果，交流是双赢的结果。学者交流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学者所在单位负担费用，我们提供办公室和其他研究条件。我们对这种情况的学者要求比较宽松。另一种是我们负担费用。我们花钱请他们，不是来玩，要做事情，要有成果，要求他们来访期间每人至少每三个月要写一篇《政策报告》，题目我们共同讨论，原则是把各自的研究领域，与东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写出有价值的《政策报告》。我们每年1/4的预算用于学者交流费。

好团队产生出好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智库研究的选题依据是什么？如何才能提供有效的决策服务？

张建武：山西省社科院近年来在科研成果转化，尤其是服务决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每年确定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课题，课题由书记、省长审定，然后面向社会公开召标，研究成果形成《决策专报》直接报送有关领导，每期都得到领导的批示，有的直接进入了决策。

郑永年：我们基本上每周向新加坡政府呈送两份《政策报告》，由专人直接报送政府。任务很重，责任重大。每周二上午讨论本周国际上尤其是东亚发生哪些重大事件？哪些需要向政府提供报告？讨论产生题目，然后确定人来写，最后我们把关。这是团队的工作，要有好的政策产品必须有好的团队。《政策报告》每篇控制在两分钟看完摘要，七八分钟内看完正文。除了《政策报告》，我们还有一份应用政策研究报告East Asian Policy（《东亚政策》）和一份学术期刊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国际核心期刊）。另外，我们还有两套英文丛书。研究要有平台，有话语权，这是我们研究成果的载体。

学术评价要反映学术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决策和主管部门如何管理智库和评价智库研究成果？

张建武：软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评价体系硬不起来，因为很难量化。但是，不量化又很难作出科学评价。山西省社科院下了很大力气建立自己的科研评价体系，彻底改变干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的状况。

郑永年：我们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法定机构。政府每年初开一次智库会议，政府的一些部门会向我们提出意向性要求，但不会具体管，只是宏观监控。政府也会有一些具体项目要我们参与，但95%以上的研究项目是我们自主的项目。财政部门每三年对我们工作做一次考评。新加坡是小国，体量小，历史很短，没有资源，因而受国际环境影响很大，经不起折腾，不能犯错，所以特别重视智库研究、科学决策。新加坡政府提出“小国大外交”，实践证明他们的外交做得很成功。评估体系，大学里分两块，一是看学术，二是看教学。我们则是从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进行评价。作为智库，政策研究很重要，考评时自然占权重较大，我们要求学者一个季度至少有一篇《政策报告》，对于有一定积累的学者来说这并不难做到。除了这个要求，还要看学术水平，这也是评职称的重要标准。对于研究人员发表学术论文，我们不要求每年都有学术论文发，但有个时间段的要求，两三年考核一次。因为有些研究需要有个过程。我们也不要求论文字数，主要看质量。

要有不为衣食所困的知识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无法与搞科研开发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相比，你们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问题？

张建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有一个不为衣食所困的知识阶层，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毋庸讳言，国内的社科研究人员待遇相对偏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独立思维和研究的积极性。

郑永年：新加坡实行年薪制。我们的收入水平在新加坡并不算很高，但可以保证过上体面的生活，进入了中产阶层，不需要再为生活去打拼。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喜欢这种公平、自由的氛围，有益于创新。其实一些国际知名的智库、高校，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收入并不高，人们看重的是它的氛围和名望，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在收入水平能保证人们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的前提下，我们不鼓励搞第二职业、到外面赚钱，因为这样就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搞研究，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是不行的。

建设性是智库生存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智库机构受政府领导和资助，研究人员如何处理好科学精神和为政府决策服务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建武：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关注国际智库，后来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多年，又到山西省社科院，这些部门都有智库的性质。服务决策是智库的价值体现，但又有如何服务的问题。作为政府智库，当然不能跟政府唱反调。但一味跟在领导后面，诠释政策，也失去了智库的作用。如何把握好这个度非常关键。现代智库应该是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参谋部，智库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政府与社会、与民众的一个缓冲带，很多事情政府不宜冲在第一线，可能通过智库来表达更合适，给政府留下回旋余地。有些话通过智库来表达可能更好说一些。

郑永年：智库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只替领导说话，人云亦云，诠释政策；另一种是靠骂政府出名，甚至靠骂政府得到反对派的资助。智库的生存正道，应该是建设，就是以客观的态度、求真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为决策提供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要求本溯源、预测走势，在纷繁现象中条分缕析，寻找解决方案，为决策提供不同的选择，并说明不同方法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至于如何决策，这是政治家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客观地提供选择，告诉决策者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是决策。中间立场是客观的立场，随着社会的开放，这一块越来越重要。